逝去的是时光 留下的是精神——访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

发布时间: 2021-08-12 14:51   来源: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

逝去的是时光 留下的是精神——访赤脚医生一人王桂珍

刘红炜

寻见王桂珍

去王桂珍家,正遇浦东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中央地方媒体火热报道。心想浦东改革开放已至而立,“赤脚医生”这一称谓跨越半个多世纪,应是更遥远的记忆了。行前有三个没想到:没想到赤脚医生这个被泥水浸染的职业竟起于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没想到当年河网纵横稻花飘香的农耕之地,已被现代化的浦东掩映在历史的尘埃之下;没想到王桂珍这位在中国农村卫生史上留下深深足迹一生传奇的乡村女性,至今仍挚守在她曾之付出的土地上。

一个秋高气爽阳光和煦的早晨,我驾车前往。给我的地址是浦东祝桥镇大沟村。对于乡村的地理方位我一向木讷,犯难间,又给了我更确切的坐标:赤脚医生陈列馆。王桂珍不用手机,是其老伴邱老师通过微信嘱咐我用GPS导航。

输入馆名一路向东,果然如期而至。

终于见到了。一位清癯和善的老人微笑着迎面走来,她眼内满是慈祥,身穿紫红色的两用衫,胸前配有一枚鲜红的党徽,发丝灰白,面庞深镌着岁月的年轮。她挥手向我打招呼,我注目凝神,——她应该就是当年那位远近闻名的赤脚医生王桂珍了。

公路旁的赤脚医生陈列馆标牌(作者拍摄)

王桂珍开设的赤脚医生陈列馆(作者拍摄)

昔日茅草屋 今日陈列馆

不会错,在媒体和照片上不止见过一次的她不难辨认,只是身板有了些许弯曲,神情仍然矍铄。眼前这约莫百十户的村庄已然成了历史的坐标,因为村口公路边矗立着一块醒目的咖啡色标牌,上书“赤脚医生陈列馆”,底部附英文字符,且有箭头指引。村旁一条波光粼粼的河流由北向南缓缓流过,忍不住感触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这里曾是一片茅屋农舍,河网纵横间是无际的稻田和原野,原上海农业区划之一的川沙县即在这里,一九九二年才撤销行政建制并入浦东新区。

如今航空枢纽浦东国际机场就在它的身边,世界规模排名第三的迪士尼乐园就建在川沙,还有诸如野生动物园奥特莱斯品牌店等均在附近,然而那个瓜果与稻花飘香的乡野景象却还不时地在我脑海浮现,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这并不非常邈远。

步入房前,吸引人眼球的自然是那个陈列馆,开面不大,建在一座小平房内,里外两间屋,拢共也就二十多平方米。我先还纳闷,这陈列馆紧挨院宅,更像住房,与其称它是陈列馆,不如称它陈列室更加贴切。

夫妻俩忍不住笑了,说“这就是我俩当年的婚房,一九七二年我们俩结婚成家就在这里面。这房子原先不像现在是瓦房,那时候是泥草屋,破旧的很呢!”

我前后打量,怪不得这陈列馆不像是有组织有规划的,颇有因地制宜原地而建的意味。王桂珍告诉我,最初是想自建的。她在心里酝酿很久,早就想把那段历史展示出来,以告知世人,昭示晚辈。老两口合计后,终于决心要建一个陈列馆,已清理出房屋,买来铝合金的柜台,欲将收藏的历史物品展示在里面。后来市领导知道了,时任市人大常会主任的殷一璀批示浦东新区领导关心此事,于是在区宣传部的支持下,所有展品都过专业制作,进了架,上了墙,才有了现在的井井有条,才有了陈列馆如今的样子。

王桂珍既当管理员又当解说员

王桂珍如数家珍,几年来,她既是陈列馆的馆长,又一直是业务熟练的解说员。

馆内陈列着她担任赤脚医生以来保存的各色纪念品,有实物,有图片,有文字。自二〇一八年开馆以来,影响日益扩大,已经有各方中外人士慕名而来,他们怀着崇敬的心情重温追溯那段历史。门前柜台上的留言本已写满了厚厚六本,来访者在上面写下一段段对赤脚医生的肺腑之言。——赤脚医生,这一度在农民心中温暖无比的称谓,这穿越时光风风雨雨充满传奇的十年,被这间小屋一并加以浓缩收藏。

思绪伴着一幅幅画面在起伏。回望半个世纪前,透过当年黑白照片可以看见,王桂珍还是扎着两根小辫的朴实青涩的农家姑娘,她背着红十字药箱走家穿户的身姿,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赤脚医生的标志性形象。墙上有两张照片,底下一张是王桂珍身背药箱的照片,上面那张是一九七七年上海市粮食局发放的上海市市民定量粮票的图样,票面上那位背着药箱的姑娘,正是取之于王桂珍的肖像。图片上的她,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右肩挎着药箱,脸上绽放着青春的笑靥。王桂珍指着照片介绍说,“一位来访的美国人开价十万美金要卖下这张粮票,被我婉言谢绝了。”

老外开价十万美金想买下印有王桂珍的肖像的粮票

柜台上一只小小的药箱及其零碎的展品引我驻足关注。那是一只敞开的棕褐色药箱,外表已经斑驳褪色,唯有中间白色衬底的红十字依然鲜艳,箱内放置着简易的医疗用品:体温计、注射器、听诊器、止血钳、针灸针等;一旁存放着那年月最廉价最常用的药品,有牛黄解毒片、阿匹林、绿药膏、风湿油、护创膏、红药水、碘酊等。凝视着这些物品,一股赤脚医生鲜活亲民的形象扑面而来,它跨越历史,仿佛又让我看见年轻的王桂珍在田间地头村前村后为村民祛除伤病治病救人的忙碌身影。

电影《春苗》的剧照

一张电影《春苗》的剧照映入眼帘。尽管影片主题留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那个一心为民的赤脚医生春苗,其原型就取自于王桂珍的真实生活。为了创作剧本塑造人物,电影艺术家曹雷曾数度深入大沟村与王桂珍同吃同住同出诊。光阴荏苒,这段经历却始终镌刻在曹雷的记忆中。二〇一八年开馆不久,曹雷便故地重游,再度重温当年的那段经历,观看完馆内收藏后,她在留言簿上深情款款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永远不会忘记一生中曾有过这段'赤脚医生'的生活,曾与赤脚医生王桂珍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巡诊,这是我难忘的创作生涯!也让我学习到了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

电影演员曹雷(右一)体验生活时与王桂珍的合影(中间系王桂珍的母亲)

面对眼前的一切,还是王桂珍直白地道出了她开设陈列馆的初衷:“开设陈列馆不是为了宣传我自己,而是为了让人们记住当年那些为人民无私奉献的赤脚医生”。馆内展版上两句话说得更为贴切:消失的是时光,不散的是精神。

在历史中应运而生

赤脚医生的诞生要追溯到一九六五年。据载,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主席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反应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其中有这样几个数据:全国约有140万名卫生计术人员,作为拥有五亿农民的农业大国,其70%的卫生技术人员分布在大城市,20%分布在县城,在农村的只有10%。这组数字引起毛主席极大的忧虑,并对当时的卫生部提出严厉批评,而后当即作出批示:“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这即是当时都家喻户晓的“六二六指示”。

上海是启动赤脚医生培养最早的地区。川沙县卫生局决定招收一批具有高小文化程度、政治表现优异的农民开展为期四个月的乡村医生培训。

王桂珍即在被选之列。

王桂珍的入选并不意外,村里人一致公认这是个为人热心,做事麻利,甘于吃苦的好小囡。她小学毕业十五岁去当了一名纺织工人,小小年纪就踮着双脚围着纺车辛勤劳作,一做就是三年。一九六一年为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支援农业的号召,她毅然回到家乡江镇人民公社当了一名农民。那时农村也有什么八大员之类的分工,如保管员、饲养员、修理员、会计员等,王桂珍被推选担任了生产大队大沟二队的卫生员。

这卫生员不是为人治病的卫生员,主要任务是负责爱国卫生运动,负责维护环境卫生,实施消、杀、灭等。人们可以感受到她对待工作的一丝不苟,那时为防治二号病(霍乱),必须定时为村内的河道井水消毒。王桂珍经常废寝忘食,挨家挨户来到每家的水井前投放撒漂白粉,对水源进行消毒,做到定量定时一个不漏。由于工作出色,她先后被评为“卫生工作积极分子”、“卫生先进工作者”。乡亲们都对王桂珍雷厉风行风风火火的性格有个评价,夸她是“三快姑娘”,即:吃饭快、走路快、做事快。她被团组织推举为大队团支部书记,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所以选王桂珍当乡村医生应该说是众望所归。

刻苦学习的王桂珍(右)

虽只是四个月的短期培训,虽只是扎根于泥土的乡村医生,但对于王桂珍来说,这可是她生命中了不得的大事。特别是“医生”这两个遥不可及的高贵字眼,做梦都不曾想过会和自己的生命轨迹联系在一起,更是忘不了生活在穷乡僻壤的祖祖辈辈,因为贫穷因为无医无药而遭受的种种苦难。

王桂珍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全家靠父亲租种几亩薄田为生,母亲是一位勤勉的家庭妇女。王桂珍告诉我,她家本有四个兄妹,她排行老二 。她的两个哥哥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医疗资源匮乏,出生不久便过早夭折。大哥患的是破伤风,二哥患的是脑膜炎,当时父母面对病重的孩子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骨肉离开了人世。“那时的农村穷啊,连生孩子都没医生接生,全靠母亲自己,卫生条件恶劣,感染率极高。”说到这,我能感受到王桂珍心里的沉重,一层薄薄的泪光蒙上了她的眼眸。

因而不难理解,“医生”二字对王桂珍意味着什么,这从天而降的从医机会对于她是多么的珍贵。如今一个医学生要在学校学习五年的基础理论、三年的临床实习才能获得医师资格。而四个月的时间要造就一个医生似有些天方夜谭不可思议。殊不知那时所需要的正是能解决常见病多发病的农村自己的医生,他们学的是对常见病的处理方法,关键不但要在课堂内学习,还要在长期的实践中磨练。那时没有繁复的分科的医学教材,一本不怎么厚的《赤脚医生手册》涵盖了各科防治疾病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时间虽短,但王桂珍深谙一个道理,——勤能补拙。

她的学习热情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似乎从起点开始即唤起了她向终点冲刺的激情。四个月的时间无疑非常短促,但她要把有限的时间拉长,哪怕牺牲休息和睡眠的时间。夜晚来临万籁俱寂,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只有王桂珍仍在孜孜不倦地研习。她躲在被窝里,打开手电,一字一句刻苦复习白天所学的知识。只有小学程度的她,常被一大串化学元素弄得摸不着头脑,对那些大于小于(><)的数学符号她甚至看不懂,常被弄得一头雾水。每每至此,她总会不耻下问,直到背清弄懂为止。

针灸是乡村医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王桂珍告诉我,“开始我们是在卷得厚厚的草纸上练习针法,练进针练提插,熟练后才开始在自己身上反复练习,找穴位,找感觉。”她边说边笑,似还沉浸在当年学习的幸福中。

王桂珍在自己的耳朵上练扎针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方式,特殊的对象,中国历史上第一批赤脚医生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呼之欲出的赤脚医生

可以肯定,“赤脚医生”的称谓不是来自官方,而是来自农民源自内心的感受,是农民在切身体会中对新一代乡村医生发出的最形象最亲切的称呼。一则她防治结合,通过最简易的技术解决了农民的常见病多发病,以“一根针,一把草”的低廉费用维护了百姓的健康;二则是她的草根性,是农民在田间地头、村前村后,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唤到身边的医疗服务。用村里乡亲的话说,“这是我昵自己的医生”;三则是这些乡村医生的身份没有改变,仍然是农民,据王桂珍回忆,那时除了在村里行医,她每天还要参加农业劳动,要下地插秧,挑河泥,一年下来约有两千工分,一个工分合七分钱,全年一百四十元,和普通农民基本一样。

推想,“赤脚”应是出自本地方言。北方人善用“光膀子”、“光脚丫子”的说法,本地人则不太一样,他们习惯在言语中夹杂一点文言文的字眼,比如把“你”叫作“侬”,“不要”叫做“勿要”,“光脚”叫作“赤脚”。江南河网纵横河系发达,农作物多以水作物为主,由于乡村医生不光要挎着药箱在田间地头为大伙巡诊治病,同样也要光着脚下稻田插秧育苗,于是“赤脚医生”这个亲切的称呼不经意间在村民的嘴边脱口而出,约定俗成,口口相传。

巡游在田间地头的王桂珍

没有比这个称呼更为贴切的了,而王桂珍用行动将这一称呼作了最深刻的诠释。

乡村医生培训班结业后,起初乡医的执业地点是在卫生院,是王桂珍背着药箱第一个跨出院门走向田头,是她迈步踏进村里有医疗需求的每户人家。“那时是随叫随到的,即使正在吃饭,哪怕在深夜睡梦中,只要有情况,立刻会放下饭碗或翻身下床,拿起药箱赶到病家去。”王桂珍回忆说,“经常看完病从病家出来已是深更半夜,面对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内心无比恐惧,于是默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为自己壮胆。”

许多村民说起当年的往事仍感觉历历在目。一位大娘清楚记得,那年她生了一对双胞胎,是王桂珍忙前忙后保证了她们母子平安。为了照顾产妇,王桂珍在地上铺上稻草席地而睡,半夜一次次起身为婴儿换尿布,帮着产妇喂奶。望着躺在地上,寒夜中像亲人般陪伴在自己身旁的王桂珍,一股暖流走遍全身。

王桂珍(右)在为村民治病

另一位男性村民现今已六十多岁,至今还亲热地叫王桂珍孃孃。六岁时他患上肝炎,人浑身发热,绵软无力。王桂珍对症处理后决定要转院。至今记得,是王桂珍背着他把他送到路途遥远的县东门隔离医院。他幼小的身躯伏在孃孃身上,只见孃孃光着脚丫,深一步浅一步地趟过泥泞的路面,艰难地往医院的方向前行。他可以听见孃孃急促的喘息声,看见汗水顺着她的额头脖颈一个劲地向下流淌......

这在他记忆的深处至今留下深刻印迹,“娘娘,你背我去医院的那一幕,到现在我也无法忘记。”凡见到王桂珍,他还会动情地说起当年发生的那些事。

赤脚医生王桂珍(中)受到乡亲们的欢迎

病人哮喘发作,即使三更半夜,她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就着煤油灯的光亮,伏在病人身边为病人静脉推注配有氨茶碱的葡萄糖液,一推就是半个小时,直推到两手酸软大汗淋漓;遇到便秘的病人,她顶着异味,用手帮着患者一点点把粪便挖出来。看着病人症状缓解,心里漾溢出说不上来的喜悦;为卧病在床的村民服务时,她不光治病,还会为其倒屎倒尿,清洗便盆;遇到生病在家的孤老,她不嫌其脏,细心地为老人清除虱子,洗头剪指甲,诊疗结束离开后,家人会发现王桂珍已为其挑上了满满的一缸水……

王桂珍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所在村的乡里乡亲,只有做完一切回到家,她才能匆匆料理家务。她要捞猪草,搅拌饲料到圈里喂猪;她要为家人烧饭;入夜还要在油灯下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从王桂珍身上迸发出的能量平常人难以理解,她对于村民的那份情感却是如此的炽热。

为了乡民健康走家串户(右为王桂珍)

那是一个封闭的特定年代,从开始学医的那一刻开始就不知什么叫希波克拉底誓言,也不曾在什么正规的仪式上举手作出庄严宣誓。可是王桂珍所做的一切不是已经大大超越了医德的范筹吗?她不是用自身的行动把医生二字的内涵作了更大的扩展吗?她只淡淡说了一句现在看来是那个时代非常质朴的话:“毛主席为我们贫下中农撑腰,我们要为毛主席争气!”

村里的老人还清晰记得当年王桂珍为她治疗疾病的情景

初级卫生保健当下在全国越来越受到重视,记得在二〇〇八年世界卫生报告中,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郑重强调: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提出要解决所有国家存在的卫生不平等,要落实普遍可及的平等和社会公正。殊不知半个世纪前,号称一穷二白的中国已对此作出了有价值的尝试。

赤脚医生即是有力的实践者。

众所周知,那年代讲的是“政治挂帅”、“反唯生产力论”,计划经济下国家物资短缺,要缩小城乡差别,使远在乡村的农民也享有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难题,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在这方面作出了典范。赤脚医生用手中的“一根针,一把草”,以最少的卫生投入让贫困的农民享有了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

王桂珍回忆道,那时除了治病还要防病,有一度乡间红眼病流行,为了有效防治,她们用自制的决明子、野菊花熬制成中药汤剂,挑着担子送到田间地头让农民服用,有效遏制了传染病的流行,保障了农民的身体健康。说起二〇二〇年初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武汉建起的方舱医院,王桂珍笑着说,“我们那时就已经这样做了。为了收治大批的血吸虫病人,公社把所有需要治疗的病人集中到大礼堂内,病人睡的是地铺,而我们则是跪在地上拿着针筒为病人作静脉推注,进行T剂治疗,为血吸虫病的消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赤脚医生的服务模式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其数量曾达到一百五十多万名。她深入人心,得到农民的普遍赞誉。王桂珍老伴给了我一首歌,年代虽很久远,但在我心灵深处仿佛还有记忆。它是由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带着浓郁的乡土味,情感十分真挚:

赤脚医生啊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啊

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踏千层岭

采药敢登万丈崖

赤脚医生啊向阳花

广阔天地把根扎

千朵万朵红似火

贫下中农啊

贫下中农人人夸

这是中国农民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赤脚医生的由衷赞美。

昂首迈上国际讲坛

赤脚医生的影响是从小到大走向全国,最终得到毛主席的肯定,从而影响了世界的。

何曾想过,一个从淤泥中破土而出的名词居然踏出国门走向了世界,从此在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讲坛上多了一个英文词汇:Barefoot doctor,即赤脚医生。

一九六八年,作为新生事物,上海《文汇报》记者对川沙县的赤脚医生开展了全面的调查,对王桂珍等赤脚医生进行了深入采访。调查报告第一次将“赤脚医生”的称谓用在了文章标题内,并在醒目位置刊发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中央宣传部门的重视,同年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九月十三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先后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很快被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案头,毛主席阅后很是赞赏,欣然在《人民日报》的报头上提笔写下“赤脚医生就是好”七个字。

毛主席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越来越多的目光开始向王桂珍聚焦,她的事迹开始陆续出现在各类媒体上,文艺界也以各种艺术形式创作出许多歌颂赤脚医生的作品。从上海市到国家各部门都对赤脚医生这一新生事物投来关注的目光,特别是卫生系统将王桂珍推举为全国赤脚医生的代表,树立为乡村医生的榜样。

一九七三年王桂珍接到了来自外交部、卫生部的通知,决定让她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二十六界世界卫生大会。而这时王桂珍已怀有身孕。她的丈夫虽也是大沟村人,可自打恋爱二人就两地分离,丈夫顶替父亲长期在甘肃省工作。直到一九七二年两人才喜结连理,就在那两间简陋的旧茅屋,如今的陈列馆内成了亲。怀上孩子时王桂珍已年届三十,接到参加国际会议的通知她自然兴奋,可怀着孩子怎么出国呢?两口子在家中仔细商量,反复合计,最后向组织表态:只要工作需要,她可以去医院做人工流产。

领导们却犯了难,经慎重考虑,暂时取消了王桂珍的这次出国任务。我国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对王桂珍非常关心,反复提醒组织,鉴于王桂珍已经三十岁了,不宜再做人工流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也亲自过问此事,在详细听取各方汇报后,李先念提笔批示:暂时取消王桂珍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任务。

就这样错过了参加第二十六届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

一九七四年,王桂珍再次接到了参加第二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的通知,将她列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中国的赤脚医生在大会上发言。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一个背着药箱在田间地头为村民巡诊的“泥腿子”,如今却要登上世界卫生的最高讲坛,这是何等的荣耀。乡亲们奔走相告,都为这位在大沟村土生土长的小姑娘感到骄傲,将这位为了百姓健康不辞辛劳克己奉公的乡村医生引为自豪。

王桂珍出席世卫会议的代表证

临行作了许多准备工作,学几句英文日常用语是必不可少的,例如How do you do、Nice to meet you之类;她还一字一句撰写会议的发言稿,用最简朴的语言介绍中国的赤脚医生,叙述自己如何扎根农村为身边百姓服务的体会。鉴于王桂珍一口浓重的乡音,外交部特意为她配备了一位来自江南,通晓南方方言的翻译。

那时,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制度已开始陆续传往国外,逐渐在世界上有了一定的影响。据查,一九七二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介绍中国赤脚医生的时长五十分钟的专题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该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因地制宜土法上马,用“一根针,一把草”解决农民常见病多发病的情形,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热烈的反响。

这次,瑞士日内瓦,一个被阿尔卑斯山、侏罗山山脉紧紧环绕的城市,阿尔沃河在市区缓缓流过,会议所在地万国宫五色缤纷的国旗迎风招展,天空格外的湛蓝。王桂珍和中国代表团一起健步踏进了这一世界卫生组织的最高殿堂。主办方给予王桂珍充分礼遇,在她就坐的会议桌上摆着一张席卡,上面用英文写着Barefoot doctor Wang(赤脚医生王)。按照会议议程,来自中国的赤脚医生王桂珍终于登上了会议讲坛。

“尊敬的大会主席,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发言时间规定十五分钟。随着开场白,王桂珍将赤脚医生的由来、作用、农民对赤脚医生的评价、中国政府对赤脚医生的扶持作了全面阐述。发言结束,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休会期间,与会代表口中不时冒出:Barefoot doctor,Barefoot doctor......。许多国家的代表围着王桂珍提出五花八门的问题,一位外国友人考核似地问王桂珍,如果出现患者骨折肢体外伤应该怎样处置?王桂珍条理清晰地回道:用止血带结扎患者肢体,每十五分钟松解一次,以保证血流畅通。同时联系救护车,第一时间护送患者前往所在地的中心医院。友人听后一个劲地竖起大拇指。一位来自坦桑尼亚的卫生官员高度赞扬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表示非洲人民也要仿效中国的做法,以有效保障非洲人民的健康。

用低廉的费用换来高效的健康效益,是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自内心的声音,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成了他们要效法学习的榜样。据统计,上海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其发行量仅次于《毛主席语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它翻译成五十多种文字在全球发行。甚至今天仍可以在许多国家的书店内发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尽管如此,王桂珍仍然将自己视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赤脚医生。她回忆说,从日内瓦坐飞机上午回到上海,下午她就出现在田间地头,背着药箱一边下地干活一边为民巡诊治病了。

出席世卫大会(中间是王桂珍)

风行一时的《赤脚医生手册》

在京城的那些记忆

巍峨的天安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多少人以亲身来到壮丽的天安门广场为荣,以见到毛主席为幸。这一切在王桂珍身上一一实现了,生命中始料不及的人生跨度就这样来临了。

都还记得那首曾让人热血涌动的歌曲: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

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

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

胜利的保证

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

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

王桂珍第一次进京是一九六九年的国庆前夕,她收到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国庆观礼的正式邀请。她将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见到日夜思念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多么至高无尚的荣耀,是从前做梦也不敢去想的事。

当毛主席健步走来,看着和毛主席近在咫尺时,她是多么想上前和毛主席握一握手,多么想代表家乡人民转达对他老人家的亲切问候啊。王桂珍说,此后她和毛主席有过多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满面笑容和蔼可亲的领袖就站在自己的身边。遗憾的是,她与毛主席一次手也没握过。王桂珍颇有些无奈地说:“那时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得到允许是不能主动上前和主席握手的”。

人生有许多东西是无法预见的。此后一系列的荣誉和高规格的政治待遇接二连三降临到王桂珍的身上。

登上天安门城楼不久,她再次作为先进模范人物的代表受邀进入中南海,接受短期休假疗养。据说这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提议。王桂珍难忘在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内度过的日日夜夜,有关部门对她们关怀备至。至今记得寒冷的夜晚,是邓颖超大姐轻手轻脚地来到她们的住地查夜,邓大姐走到床边细心地为她盖严被子,对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先进模范人物表现出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温暖的一刻至今深深铭记在王桂珍的心底。之后王桂珍在重要场合出现的概率越来越高,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那时中美关系的大门刚刚打开,她曾受邀参加了美利坚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的招待宴会。

尼克松夫妇向王桂珍发出的邀请函

尤其代表赤脚医生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回国后,得到多方赞许,外交部相关部门领导向周恩来总理详细汇报了王桂珍在日内瓦的表现。不久周总理给卫生部领导打电话,对王桂珍的工作作了新的安排,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机发四十九号文件任命王桂珍为卫生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于是王桂珍成了所谓的“三三制”干部,这是当时的干部制度,凡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干部必须在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的岗位上轮换任职。王桂珍先后担任过国家卫生部防治局副局长、卫生部党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级),之前她已是江镇公社党委副书记、川沙县卫生局党委成员。一时间开启了她短暂的政治生涯。她四个月在卫生部上班,四个月在川沙县卫生局上班,四个月回大沟村当她的赤脚医生,她仍然下地挑河泥,背着药箱继续为农民防病治病。

说起在北京当领导的经历至今感慨不已。虽号称副部级干部,但拿的仍然是农民的工分,每月也就十多元生活费,尽管卫生部一天补助五毛钱,但也杯水车薪,那时啥都要收费,连喝杯茶也要自己掏钱,到了月底总会囊中羞涩。走进食堂,王桂珍习惯躲在饭桌一隅,买的是最便宜的菜肴,诸如菠菜、豆制品之类,就着两个窝头就是一顿饭。一旦遇见出差或外出开会,经济上便难以周转了,她无奈向远在甘肃的丈夫求援,丈夫老邱那时也不富裕,将省吃俭用余下的积蓄寄给妻子,实在周济不上只好向朋友借钱。王桂珍自我解嘲地说,我可能是当时最穷的副部级干部,尴尬极了。

王桂珍在北京的经历延续到一九七六年,那年是中国历史上极其晦暗的日子,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九月九日又传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的消息。

还清晰地记得,那天和往日一样,她和乡亲们在田间劳动,背着药箱为大家巡诊治病。公社广播站的喇叭突然响了,反复呼叫着王桂珍的名字,让她立刻到大队部去。到了大队部才被告知,中央要求王桂珍紧急动身赶赴北京。她简单回家收拾一下行装,匆匆踏上了去北京的航程。在路上才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

参加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

王桂珍被列入了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的成员。之前她曾是周恩来总理治丧委员会的成员。

出了首都机场便直奔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的遗体此时已安卧在那里,治丧委员会的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委员会下设秘书组、警卫组、外事组等,王桂珍参加的是卫生保健组。卫生保健组含王桂珍一共八人,至今她还能说出保健组每个人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可她叹了一口气说:“八个人中七个人已经不在世了,现只剩我是唯一的亲历者了。”言语间夹杂着些许落寞。

人民大会堂始终沉浸在压抑悲痛的气氛中,王桂珍整整忙碌了十个日夜。王桂珍要为毛主席守灵,还要参加现场的医疗抢救工作。瞻仰毛主席遗容的群众如潮水般进入大会堂北大厅,许多人由于悲痛出现休克,必须现场采取抢救措施。

这段经历是永远难忘的。直到九月十九日举行完毛主席追悼大会后,王桂珍才返回上海。

此后她没有再回到北京。

默默地回归自我

王桂珍回到了上海,回到了生她养她的大沟村。

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一度拥有的所有行政和党内职务被先后撤销,和身边农民一样,她插秧育苗,挑担施肥,重归家乡的土地。

如果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作为“三三制”干部进入卫生部工作算起,一直到卸去卫生部党组核心成员,她只在卫生部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再准确点说,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还是在地方和赤脚医生的岗位上度过的。不过在北京卫生部工作的短暂经历,还是使她惹上了一些麻烦。揭批运动开始后,上海相关部门向北京报送材料时,将王桂珍也列入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接着工作组来到大沟村,让王桂珍“说清楚”,使之受到很大的压力。王桂珍回答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赤脚医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情。”就连村里的众乡亲也不相信,这个不辞劳苦一心为了百姓健康的乡村医生会做什么坏事。

幸好,北京的邓颖超大姐和林佳楣对王桂珍的处境十分关心。在北京工作时,林佳楣是卫生部妇幼司的领导,她的办公室与王桂珍门对门,彼此经常走动,因此对王桂珍非常了解。林佳楣特意给上海的领导打电话,在电话中她说:“王桂珍只是个朴朴实实的农民,这姑娘为人忠厚,不会有什么问题。”这才使王桂珍得到了彻底解脱。

随着时光流逝,农村合作医疗和三级医疗网落逐步健全,赤脚医生制度也面临改革。八十年代初,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业经营规模缩小到以家庭为单位,工分计酬的方式不存在了,赤脚医生的计酬方式也就不存在了。一九八五年卫生部作出停止使用“赤脚医生”称呼的决定,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文章提出:赤脚医生已不能适应历史需要。但“有一条原则是必须遵循的,那就是农村一级预防保健网的作用不能削弱,更不能消失。”所有赤脚医生必须经过考试,合格的称为医士,不合格的称为卫生员。

赤脚医生终于成为了历史,但人们不会忘记特定历史条件下,是它改变了长期来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赤脚医生”已成为亿万农民对那个年代的温馨记忆。

回归平静的王桂珍开始再次过上普通人的生活。为了维持生计,她养过长毛兔,做过服装生意。可是救死扶伤、为民治病的情节并没未在她内心消散,她还想当一个名正言顺的医生。机会终于来了,一九八七年上海卫生系统开展了职业医师的考核工作,王桂珍闻风而动,毅然报名加入了考核培训班。“当时考试报名费是三十三元,家里两个孩子都大了,要读书要吃饭,经济是很拮据的。”王桂珍回忆说,“我爱人非常支持我,非但在经济上为我想办法,还承包了所有家务。说你放心去考试吧,家里有我呢!”

培训班远在一江之隔的市区浦西,那时交通极不方便,下班连饭也顾不上吃就要乘长途车赶往学校,一路颠簸要耗去整整三个小时。每天晚上七点开课九点下课,等到课程结束长途班车早已停驶。至今不曾忘记是一位好心的同学将王桂珍留宿在市区的家中,理由很简单,“我就是觉得王桂珍人好!”那位同学说。这段温暖的日子在王桂珍心里始终无法忘怀,“晚上到同学家,同学会热情地把馄饨、面条为我准备好,还催促我抓紧洗漱睡觉。因为第二天凌晨三点必须起床回川沙,赶在上班前回到单位。”那时她在一家企业的卫生室工作。

坚持、毅力、刻苦、勤奋,这样持续了两个月,凭着两个月的努力,王桂珍出色考取了医师证书。不久在上级领导关心下,她回到乡镇卫生院工作,成了卫生院的一名正式职工。

在卫生院她一干就是十年,直至一九九九年以干部身份退休。

王桂珍的医师资格证书

回到家乡后,王桂珍和老伴一直没有闲下来,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一缕更加开放的春风,贫困了一辈子的王桂珍也穷则思变,和老伴一起办起了实业。她们开过一家商行,经营一些小商品;后听说开印刷厂投资小收效快,便清理出自家房屋,筹借了六千元买来一台印刷机,正式开办了一家印刷厂,取名“振兴”,谐了她和老伴名字的最后一个音。生意由小到大,发展得还不错,机器增加到五台,员工最多时达到二十人。

曾经开过的商行

“不过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她指着老伴说,“他要签合同,要催款,要发员工工资,苦哇,承受的压力大着呢!”王桂珍笑了,好像所有的过去都变成了过眼云烟,她自食其力,宠辱不惊地过着她下半生的日子。

半个世纪过去了,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跨度,本以为“赤脚医生”这一土得掉渣的职业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会逐渐被人们遗忘。王桂珍也将默默守着她的陈列馆,安安稳稳在她的故土上安度晚年。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也没有忘记,大家都还清晰记得在东海之滨的祝桥镇大沟村有一位当年打赤脚的乡村医生王桂珍。

二〇一九年有一个消息传入王桂珍耳边:“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型成就展在北京举办。有人特意告诉王桂珍,她的事迹和照片上了展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七名政治局常委全都出现在展览会上。这令王桂珍感到十分的激动和欣慰。

二〇二〇年“中国农村医疗卫生论坛”在北京召开,会议授予王桂珍杰出贡献奖。

王桂珍获得的奖牌

就在前不久,二〇二〇年的十二月,徐州医科大学赤脚医生博物馆正式开馆,王桂珍作为中国历史上赤脚医生第一人受到徐州市政府、徐州医科大学领导邀请参加了开馆仪式。学校领导精心安排了一场报告会,让中国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向同学们讲述赤脚医生的故事。那些坐在台下的学生娃们对于五十年前的这段历史是怎样的感受和认识?我不得而知。

只有王桂珍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出席徐州医科大学赤脚医生博物馆开馆仪式

为学生们上信仰公开课

握别王桂珍

就要结束采访与王桂珍告辞。

眼前是一位慈祥的笑容可掬的农村老人,她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的人生俨然已风平浪静,内心是那样的坦然,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如今她就在这静僻的小乡村内安静的生活,守护着那间小小的赤脚医生陈列馆。

当年的茅草屋旁建起了三上三下的楼房,底楼厅堂内挂着一块小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一排排粉笔字,其中六个稍微粗大点的字跃入我的眼帘:先做人,后做事。我依稀从这六个字上悟出点什么。其余一排排记录的是与健康相关的食材搭配:诸如猪肉忌菱角,食后会肚子疼;牛肉忌栗子,食后会呕吐;羊肉忌西瓜,食后伤原气......,上上下下记了一大串。

挂在墙上的小黑板(作者拍摄)

门前的草药园(作者拍摄)

门前有一块地,也就一两分大小,里面种着各色植物,有蔬菜,有药材。王桂珍慢慢蹲下身子,为我铲下两棵苦苣菜,仔细用马夹袋装好,让我带回去,说这菜鲜嫩,虽有点苦,回去炒着吃能去火。当年的“一根针,一把草”看来在她心底留下深深情节,不光墙上的小黑板,连地里的各种草药她都能娓娓道来。她指着墨旱莲说,这能为伤口止血,效果非常显著;垂盆草能治疗肝炎;车前草能利尿;蒲公英就不用说了,可以清热解毒。还有,那是紫苏、千年红、野菊……王桂珍擦擦额头的汗说:“不识一棵草,识了是个宝。过去我们就是用中草药为农民治病的。”

临行,王桂珍老伴拿来一本陈列馆内的留言本要我留言。心想本该是名人大咖参观后留下箴言墨迹,我还是免了吧。但拗过老邱的坚持,想了想写下了:

赤脚医生的功绩无法遗忘,岁月的时光将永在我们心中流淌。——致我尊敬的王桂珍老师。

作者与王桂珍合影

中国农村卫生协会 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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